今年5月,是枝裕和凭借《小偷家族》捧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,随后这部电影创造了日本电影在华票房的新纪录,引起了中国电影人与中国观众的关注。如何理解他对电影的探索与思考以及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?在最新引进出版的《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》一书中,是枝裕和回顾了自己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,讲述了每一部经典作品背后的传奇故事、缘起与理念。近日,在新书发布会上,学者止庵和编剧、影评人史航一起,同读者分享了他们对是枝裕和电影的感受和思考。
是枝裕和与小津安二郎在日本电影谱系的两极
从1995年拍摄的第一部电影《幻之光》开始,是枝裕和就一直被说像日本影史上的传奇导演小津安二郎。他的很多电影都是家庭题材,比如《比海更深》《如父如子》《步履不停》,观众自然而然地称其为“小津安二郎接班人”,但是枝裕和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说法。在《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》一书中,他唯一承认的他跟小津安二郎相似的地方,是对于时间的感受性,他们都是像描摹圆圈一样去刻画时间的转移,一种类似“轮回”的时间感,季节变换,人事变化,转了一圈之后,下一代的故事接着继续。
作为编剧的史航,认为小津安二郎或者是枝裕和“对任何一个季节都不会有过度的欢呼和过度的回避,季节是完整的,时间是封闭的,人生是值得经历的,没有哪段需要快进,就是这样一个沉潜的态度,可能才是我们从日本好多电影中能学到的东西”。
止庵则将是枝裕和的电影作品和他的诸多前辈的创作进行了比较:“是枝裕和的电影首先让我想起黑泽明关于现实的那些作品,比如《野良犬》《天国与地狱》和《美好的星期天》,但是枝裕和不像黑泽明那样特别关注某一社会事件;他让我想起大岛渚,但他没有大岛渚那样愤怒;他让我想起今村昌平,但他又不像今村昌平那样视情欲为人生动力;他让我想起山田洋次,特别是山田洋次晚年的两部电影《弟弟》和《母亲》,然而他又不像山田洋次那样温情。”是枝裕和在日本电影传统中广泛汲取了养分,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,止庵说,“从外观上来看,是枝裕和最像小津安二郎,他们都是特别安静的导演。”在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语言里,观众很少能感觉到极端的愤怒、宣泄、嘶吼,他总是在平静述说着一个人所背负的命运。除此之外,两人拍摄的家庭题材电影存在着根本的区别:小津安二郎从来不拍夫妻之间的关系,他只关心父母跟子女这种垂直下降的血缘关系,他认为这种关系如果断绝了,整个这个社会就不成立,“他不是看着这个世界来拍,而是看这个世界来拍他脑子里希望有的内容”;相比之下,是枝裕和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人,就是他拍的电影里都是现实的问题。“如果把日本电影排一个谱系的话,他们两个人应该在电影最远的两头”。
不是心灵鸡汤,却能抚慰人心
相比于散文集《有如走路的速度》和小说《下一站,天国》《步履不停》《比海更深》不同,《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》是是枝裕和的首部自传性作品。跟是枝裕和一样,很多日本导演除了拍电影,还写书,如黑泽明的《蛤蟆的油》、今村昌平的《草疯长》、大岛渚的《我被禁忌的抒情》、小津安二郎的《我是开豆腐店的,我只做豆腐》等,都是恳切的、开豆腐店的那种心态写作,很少以趾高气扬的、圈地的、霸屏的、高瞻远瞩的方式来谈论自己创作的灵感。
是枝裕和是一个人生经验并不复杂的导演,但是他反复挖掘,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放在自己的作品当中,《距离》《步履不停》《比海更深》《如父如子》等都是他对不同阶段人生困境的反思与总结。从书中也不难看出,是枝裕和是一位步履不停、思考不止的导演。这种思想的深度,赋予了影片与心灵鸡汤截然不同的内涵与力量,也是作品值得反复回味的原因。
止庵把是枝裕和讲的人生比作两个拥抱的人中间隔着一粒砂子,“这粒砂子在那儿,得连着这粒砂子一块去感受这个拥抱”。人们习惯于从好和坏、善良和邪恶的角度去看人,而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,很难分辨出美好与丑恶,两者经常是一体的,“他知道人生是整个故事,是一个复杂的人生,没法儿分辨其中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,它让我难受的同时也让我感动”。
“不给你画重点,只是让你知道世间有个这样的事。”史航更欣赏是枝裕和的故事里面没有说教,只有呈现。
缺乏生存土壤,日本“职人文化”不可学
在同一部影片中,是枝裕和常常身兼多职,是导演、是编剧、是剪辑,有时还是制作人。史航解释说,日本很多导演从业之初没有机会拍片,但一直构思着自己的故事,他们袖手于前,疾书于后,真正有机会拍片时,拍自己这些年想的故事都拍不完,所以他们很容易进入这种状态。
日本的电影分账制度对创作者来说非常严苛,院线与电影投资方占绝对优势。纪念母亲的电影《步履不停》是完全按照是枝裕和自己的想法创作的,但在商业上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,连制作成本都收不回来。正打算宣布“暂时告别电影”时,他接到了拍摄以九州新干线为主题的电影的邀请,用孩子、成长乃至家庭这些最寻常的元素拍摄完成电影《奇迹》,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动且难忘的寻梦故事。这段经历对是枝裕和来说,思想上产生了相当大的转变——“相比作家,当个职人在思想上会更通透,作品的视野也更开阔”“作品本身是与世界的交流,电影不是用来表现自我,拍电影是自己发现世界的行为,主题也好、情感也好,都来自于世界的一方”。是枝裕和不再追逐时代和人的变化,而是从自己微小的生活中编织故事,凝视自己脚下与社会相接的黑暗面,以“职人”的态度创作出剧本,不去操控什么,而是以在电影中最大限度地呈现原作以及演员的魅力为使命,同时珍惜每一次新的邂逅,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,努力在今后的电影中呈现那些好的一面。他说,日常就很美丽,生命本身就是奇迹。
在日本,所谓“职人”,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好,为此不计代价。止庵特别强调,只有日本容易产生这样的人,“职人不是多么高的东西,就是一个坚守,一个本分”。让中国导演去学习是枝裕和,止庵认为并不可行,“他就是产生在那个土壤里面,就是他整个电影的制作,后面还有好多复杂的事,出了这么一个人,所以我觉得是不能够学习的,但是不排除我们去欣赏”。(曲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