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拍石厦村。
深圳新闻网12月13日讯（记者 邓涛 实习生 李小辉）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回顾中华文明史时曾总结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当今的西方与日本主流史学界认为，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变革时期。而当下年轻一代的深圳人很少知道，在福田区南部有一座村被誉为“的哥村”的村落，村内的六大姓氏之一的赵氏曾是宋朝皇室的后裔。
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沙头街道史志长卷《沙头之根》在描述石厦村姓氏时曾记载，“石厦赵氏原来是宋朝皇室后裔。”这简短一句，浓缩了石厦村赵氏后裔六七百年沧桑。
大约600年前，在今福田区南部深圳湾畔，有一处隆起的浅丘地带，人称“打锡岭”。打锡岭，地势稍高而干爽，山下还有一处天然形成的大石岩可遮风避雨，石下也就自然成为来往渔民的歇脚之地，“石厦”一名由此而来。这座因处石头之下而得名石厦的村庄，辖区总面积约1.04平方公里，由旧围、上旧围、新屋三个自然村组成，村里最早姓氏为陈、李、张、龙、岑，至明朝洪武年间，石厦的赵、潘、莫、陈、李、张、龙、岑八大姓氏的雏形基本形成。
一村容八姓 炮楼共御敌
由于石厦是多姓氏聚居村，各姓迁入有先有后，且一开始建村就分居三处，形同散沙。而邻近各村大多一村一姓，同一家族聚居，人强马壮，石厦村因此常受到侵害。加之官府豪强势力的巧取豪夺，使石厦村多次面临灭村之灾。好在赵、潘两家力量稍强，组织村民互相支援，几次化险为夷。面对这一形势，旧围、上旧围、新屋三个村的八姓村民意识到，只有团结才能保家。村民共议后集资在旧围建起石厦村第一个祠堂———敦睦堂。
敦睦堂不是一般的家族祠堂，而是石厦村各姓氏共有的。取名“敦睦”，意为和睦相处，守望相助。举凡全村大事，村民均来这里商议。敦睦堂也是福田区原有的15个行政村中唯一一个多姓氏共有祠堂。除此外，赵、潘两姓还分别建起两座家祠。一座是建于上旧围的“赵福善堂”，另一座是建于新屋村的“潘氏宗祠”。村里还建有一座“杨侯宫”，据说是为纪念宋朝名将杨延昭的，也是为了借杨家将的威名凝聚全村人心。
为了保卫村庄，石厦村还建了两座炮楼。一座建于上旧围，一座建于新屋，一北一南成犄角之势，分别为赵、潘两家所建。清朝中晚期到民国年间，政府腐败，内忧外患，村民生活日趋艰难，部分村民被迫离乡别井，外出谋生，甚至有一些被人贩子卖至美国当矿工。封闭的围村敞开了围门，到国外谋生的人数也逐步增多。
现在，原籍石厦村的村民已多达4500余人，而留在石厦村的仅存630人，有3800多人移居国（境）外，主要分布于香港地区及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荷兰等国家。
包容精神还在延续
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当时深圳湾畔的村庄，几乎都是大姓主导，排斥外姓。石厦这个小村显现出一种难得的包容精神，石厦的建村先辈们没有人会想到，这种精神竟成为数百年后崛起于深圳湾畔一座传奇城市的重要气质。同时，“包容”也一直在石厦村身上延续。凝聚先人精神的“杨侯宫”在石厦村的高楼掩映之下，这里香火依然旺盛。上香朝拜的人除了本村原村民，还有新栖息石厦的外来务工人员。
对于“外来者”，石厦依然表现出大度和包容。从这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，国家人口流动的政策一放松开始，石厦这个小村子又开始迎来了新的“杂姓”时代。从1993年左右开始，湖南攸县人源源不断地来深圳石厦落脚，因大部分攸县人拥有1000多辆的士，加上家属，连带餐馆、小店、菜档等行业，小村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攸县人的影子。故此石厦村也被称为“的哥村”。
到了2000年左右，攸县新移民在石厦村的人数达到一万来人的高峰，成为石厦村最大的一个新外来族，人数是原村民的至少20倍。石厦攸县人目前石厦村已经成为密集程度最高的攸县人聚集地。
和其他城中村一样，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，面对土地资源匮乏与城市更新的需要，石厦股份公司早在2009年便启动了石厦工业区的城市更新改造，拆除用地面积74119平方米，拆迁村民住宅面积25.3万平方米，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53935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。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尝试，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，石厦旧貌换新颜，一座现代化的综合体正在形成。